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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书评 传播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结合

传媒书评 传播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结合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传播学在中国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从西方舶来的传播学理论如何联系中国国情服务于实践,成为传播学界探寻的目标,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命题应运而生。 20多年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逐步从翻译、译介国外传播学著作,转向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目标,整合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许多学者通过大量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力图创立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中国传播学。 目前,我国传播学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1、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资源,从历史经验中,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2、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关注于传播学理论的应用。自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构想后,我国研究人员开始将外国的传播理论运用到中国的传播实践,并产生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学研究,参与者较少,原因在于研究者自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功底,成了学科背景障碍。另外,相对于传播学领域的方面的研究,中国传播学理研究,显得不够时尚、不够新潮,要耗费学者大量的时间,需要学者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正如何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传播实践、悠久的传播历史等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敬一,继1996年出版了著作《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后,2003年又出版了新著《中国传播史论》。 《中国传播史论》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国情,对中国社会的传播历史、传播观念、传播实践和传播方式进行整理、爬梳、扬弃,在一批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提出和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大框架。该书采用史实论、人物论、思想论、技术论、发展论等形式,运用新闻史学知识和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历史、传播技巧、传播思想、传播观念和传播实践等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第一,《中国传播史论》将古老的传播论与现代的传播学相结合,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资源,解析前人对传播现象、传播事件的归纳和总结。作者从传播主体的责任、传播载体的功能、以及传播的方式方法等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角度,重笔分析了司马迁的传播观念,视角新颖,见解独到。 《中国传播史论》运用现代传播学的术语来解析前人的传播论,也是此书的一打特色。比如论述老子的传播观时,用现代传播学“传者”和“受传者”的术语来解析老子传播观中“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用“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术语来解析老子、庄子传播论中对人际关系的论述。指出庄子的传播观中“将他关于事物‘形’与‘意’关系的哲学命题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应用到人际传播的方法上。”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去观照中国古老的传播论,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有的关于传播的论述;另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和西方学者对话的平台。立足于本国国情的传播理论资源,在把握自身学术话语权的基础上,才能和西方传播学学者平等地交流、探讨,不至于总跟在西方传播学者之后亦步亦趋。 第二,《中国传播史论》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以传统文化的传播史料为基础,从中发掘对中国现代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有用的资源。1996年,李敬一教授所著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详尽地探索和研究了先秦两汉的传播事件和传播现象。作者在纷繁的史料中发现一些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东西,便有了《中国传播史论》的问世。作者发现佛教的中国化、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传播”等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传播活动,为今天全球化下因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解和冲突提供了传播经验。作者在对专业新闻的传播者——史官记事活动的管窥中,发现“古代史官的记事和叙事方式,直接孕育了后代的新闻写作”。在谈到古代对史官的素质要求时,指出“如今我们在谈新闻记者的素质时,最常说的也是这四种修养”。还有在论述秦焚书、清修书时,指出对源远流长的图书传播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对于我们建立正确的图书传播指导思想,仍是颇有裨益的。”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的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赖以自豪的财富,也是值得今人借鉴的。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播观念、传播实践、传播技巧等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或隐或显地不可避免对我们今天的传播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中国传播史论》揭示了传播与中国古今社会发展的关系。传播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学界涉及较多,但是传播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古代传播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却鲜有提及。该书从传播技巧、传播实践、传播思想、传播技术等各个方面详尽探讨了中国从古代到近代乃至现代传播与社会的发展。比如,从传播技术的角度,认为蔡侯纸的出现不仅是东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作者把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归为传播技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认为“它对改进传播手段,发展传播事业,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功无异于后世的电子传播、网络传播的出现”。《中国传播史论》从传播学的角度,阐述了传播与先秦社会的、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关系,传播与汉唐大一统的关系,传播与近代化的关系,为我们研究传统社会的这些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以及带来了新的方法,为传播学者在探索传播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时,从史料上提供了资源。 《中国传播史论》将传播学研究同中国社会发展和传播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应该包含“传播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传播学基本原理及应用;中国传播历史与传播思想发展史;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传播事业发展的特色、规律与前瞻性研究等等。”尽管此书对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它毕竟拓展了学界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探讨。此书的脱销和重印,说明了学术界对李敬一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关注和高度评价。http://www.panshang.net/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3038311http://gd.mm19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1421&extra=http://www.632615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8http://wowotoubbs.com/thread-269-1-1.html武汉治疗癫痫病较好的医院在哪武汉治疗癫痫首选哪家医院武汉治疗癫痫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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